文/石万冲

　　在城市生活的几年，能有幸接触到它的方方面面，交往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个群体着实让我印象深刻，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一幕幕，顽强而有力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抹去。

　　他们生活的艰难，他们生活方式本身对当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强列冲击深深震憾了我，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又相当有必要被押上道德的审判台，以至能回归到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去。

　　在湘西，人们叫这些人“烂儿”，或者叫“玩社会的人”。

　　我第一次和“烂儿”交往，大概是在2000年，那时刚毕业参加工作没多久。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花钱大手大脚，穿名牌，住好宾馆，有时打牌输几万，好象没有事一样，出门一趟，来去都是包小车，或者是坐飞机，少则十天半个月，长则两，三个月，回来又牛气冲天，戒指项链戴着，钱包涨鼓鼓的。

　　当时月薪还只有500元左右的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崇拜，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弄到这么多钱的。和他们交往多了之后，才知道他们从事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盗窃行业，有的专门搞车行或者工厂的保险柜，有的专门开住户家的防盗门，只要没有反锁，他们就能用“7”字形的塑料片把门钩开，把住家的财物席卷一空，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虽然此行业风险极高，很多人被判刑坐牢，少则一年，多的十多年，但因为高回报，厉害点的，一年可以找到上百万，所以让很多年轻人愿意挺而走险。

　　但更多的人不喜欢出门去冒险，比较之下，他们宁愿呆在自己家乡的小城市里，和其他年轻人抱团取暖，做点黑社会性质的生意，比如贩买毒品，放高利贷，开赌场之类。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乡镇为单元，前几年，吉首就有马经坳帮，峒河帮，河溪帮，太平帮，乾州帮，葫芦帮，夯沙帮等。

　　他们有时打着法律的擦边球，有时公开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之事，以从中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帮派之间很多时候还刀枪相见，死亡事件时有耳闻。在他们身后，一般都有自己的老板，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当然，他们还能在政界交上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员朋友，在自己出事时，有人可以出面摆平。

　　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强盗文化无处不在，“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确实根深蒂固。

　　武侠电影在中国大有市场，剧中主角大多是一些武功盖世之人，他们有的是为报家仇，有的则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观众在这样的影视作品中，情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渲泄。事实上这体现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合理性的怀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无奈。唯有通过电视，电影作品中人物和“自我”的异化，获得了一种心里上的解放和满足。

　　这样的影视作品从来都是缺少人性关怀的，主人公门大多都是在干违法之事，以暴制暴。导演和观众的认可，直接印证了我们社会早已扭曲的价值观，葛美美眩富，男盗女娼，贪官横行——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对金钱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弱小命运的无奈和无把握感。如今的中国社会，道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已经被撕烂，有很多人都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财富——不劳动之人总是能巧妙地偷窃劳动者的财产。对强盗文化的容忍和放纵，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悲哀，也是一切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涣烂的根源。如果个人的正当合法劳动所得和其他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社会将陷入到更大恶性循环当中去——更多的人去偷，去抢，去贪污，去诈骗，去贩毒。

　　我们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架构中去，让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都能成为高级劳动者，人人都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一切社会乱象的根源在于许多人能够轻而易举的从弱者那儿获得财富，所以我们必须呼唤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坏人无处藏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人人成为劳动者，人人成为创造者，若真能如此，到那个时候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老大，更重要是我们将成为精神的巨人，那个时候也就不要担心日本和美国来围堵中国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了他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观。

　　直到现在，我常常怀念那段与狼共舞的岁月，它让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清了纷繁复杂中国社会的诸多侧面，找到了一直困惑我心灵问题的密码。我的一些朋友还在坐牢，有的出来可能都60多岁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社会的牺牲品。在情感上我没有抛弃他们，而是寄与同情和祝福。同时，希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走他们走过的路。

　　那段岁月满含伤痛，同时也让我成长，现在，每当面对那些平凡的劳动者时，我常常心怀感动。而面对那些一郑千金的土豪，我不再尊敬和佩服。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匹可怕的狼，但只要愿意，社会都能把他训化成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社会有一天能够拆掉那些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人们心灵深处的防盗窗。

　　保护了个人的财产和权利，我们就自然而然捍卫了道德，良知与和谐。法治社会，是中国通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