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精神。《湘西苗族与中国历代王朝》的问世，便为这句话凭添了生动的注脚。去年初夏，在那个全国最具投资活力的县城一隅，认识石源澄老先生，老先生给我赠送了这本书，还粗略地讲述了该书问世的过程，以及本人的人生履历。心底不由自主涌出一种为该书和老先生写点什么的冲动，这冲动或许源于心灵深处对于苗族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敬佩，或许源于潜意识中对于一位老人生命力如此顽强的感叹。其实冲动无需冠冕堂皇的理由，却需实实在在的行动。老先生历经十余年的艰苦考证，终于结出了果实，尽管果实并不光鲜饱满，但足以告慰辗转迁徙的苦难民族和命运多艰的列祖列宗了。秉笔直书，追问一个民族的前生今世，直面一个民族的过去未来，是一个知识分子证明自身价值的最佳方式，也是对现世浮澡浅薄之人教化的最佳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源澄老先生是孤独的，又是充实的，灵魂深处的矛盾冲撞始终伴随考证全过程。

　　一个人需要群体归属，一个宗族需要身份识别，一个民族需要价值认同，当一个人、一个宗族、一个民族处于弱势时，这个愿望愈发强烈，源于人类自身存在的求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说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文化基因和忧患意识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淬火，得以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传承。

　　石老老先生就是怀揣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踏上艰难的考证之路的。“我是一个苗族人，毕生从事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而且又曾经历了中国苗族灾难深重的黎明，耳闻目睹的中国苗族，特别是湘西苗族山水深火热的过去到当家作主人的今天。所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为苗族春光融融的今天而放声高歌，激动不已。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就萌发重温中国苗族，特别是湘西苗族史的念头，……”可见当这个念头从石老先生的头脑中迸发而出时，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大的决心，因为此时他已年届花甲。保靖西南一隅一介布衣知识分子能有如此大胸怀，令无数后辈敬仰。

　　一个人一但为超越私欲的念想活着，便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任何艰难困苦无所畏惧。要成就这个念想，就必须跨越一道道自然或社会的屏障。

　　湘西的崇山峻岭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石老先生的考问之路上。每当阶段压迫、官军进剿、外敌入侵时，这道屏障了演变成为大刀长矛的冶炼场，刀光剑影的战场。湘西苗族迁徙的步履或急或徐，每一步均烙下了血与火的烙印，大山深入的每一块石碑，或一处遗存，或一个村落，无不诉说着湘西苗族迁徙与抗争的血泪史。年逾古稀的石老先生用一双脚丈量古老民族的迁徙历程，尽管这种丈量的方式极尽原始，极尽简单，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最有效、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方式。丈量过程的艰辛可想而知，狼虫虎豹姑且不说，仅湘西崇山峻岭中的那一条无尽的石板路，对一个老人却是真正的考验。无数个日月晨昏，湘西大山深处的羊肠小道上多了一个老人孤独的背影，一个与湘西苗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背影。

　　拨开岁月笼罩在这个民族心理的层层迷雾，触摸历史天空下那一截截残垣断壁，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石老先生心无傍骛地扑进了湘西大山深处，带着疲惫和尘埃归来，收获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尔后进行了一番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式的梳理，湘西苗族的历史在梳理中还原，在追问中复活。

　　湘西苗族的历史残片不仅散落在湘西大山里留存的遗迹中，也掩没于上至夏商下至清民国的经史子集中，更消逝在一次次反抗与压迫的烽火狼烟之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很难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跨度中理清湘西苗族的历史脉络。石老先生做到了，把湘西苗族置于历代王朝的大背景下考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眼光，在三十多种历史文献当中探究历史真相，真正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他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苗族在历代王朝中闪现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掌故，每一次战争，特别是战争已成为苗族生存与发展最高形态，也因为战争丰富了苗族的生命意识形态和生活哲学。在一次次文明与落后，反抗与压迫的冲突中，苗族被迫从中原向四周退守，以至散落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来到湘西的崇山密林。可以说，湘西苗族的迁徙史是一部反抗剥削压迫的战争史，苗族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一员，湘西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人人得等同视之。

　　战争可以消解权力，可以消灭物质基础，但无法消灭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固有文化形态。在这一点上，石老先生是有清醒认识的。在本书的压卷部分，用一定的笔墨阐释了湘西苗族的姓氏、宗教、语言、神话传说、舞蹈、节日等等文化存在，有力地回答了湘西苗族身份识别与价值认同的重要意义。

　　石老先生穷尽十年心血，著述了《湘西苗族与中国历代王朝》，苗族甚幸，湘西甚幸。于是，一个人的考问便具有了社会学价值，一个人的生命便完成一次高难度的跨越。愿如石老先生一样的知识分子越多越好，湘西的明天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