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底，队长开始安排我参与队里算工分。那时我才知道工分对于一个社员是多么的重要。当时我们生产队很穷，一个劳动日只挂六角钱，按最高劳动日工分(10分)计算，我这个6分底分的劳动者一天的劳动价值只挂3角6。

　　工分是记录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依照劳动力的强弱评出底分，男劳力最高的是10分，也有9分、9.5分，女劳力最高9分，一般都是6至8分左右。我因为刚从学校出来，不懂农活技术，只给我一个最低妇女底分。但农忙季节或一些特殊的工种，工分也会按农活的数量和时间记分，但底分是评分的基础分。

　　文革十年中，农村的政治活动也很多,一时掀起一股“突出政治”的热潮，“政治工分”应运而生。凡去大队、公社，县里或外地开会、学习，修建工程等等，都按生产队出工计算工分。农忙季节，队委会根据劳动时间会给大家在各自底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记工分。

　　一次，大队革委接公社革委通知，县里要举行农村文艺调演，每个大队要积极参与，先到公社集中汇演一次，上面派专业人员来挑选优秀节目再去参加县里调演。革委会主任在社员大会上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认真对待，各队要大力支持。于是亲自组建戏班子，我们生产队我和刚哥被抽进了“文艺宣传队”。

　　主任先给我们文艺队上了一堂政治课。他煞有介事地说：“大家在排节目期间要一心一意、丢工丢日地去搞。我们要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显然，主任把这次活动当成运动会了。

　　我和刚哥私下商量，我们争工分的机会来了，演戏无疑也是一门技术活，我们必须要争取拿生产队最高工分。刚哥是纯知青，他说他不敢讲。我这个回乡知青，社员们都没有把我当知青看待，充其量一个半劳力。我必须要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神起胆子找主任提出我的要求，谁知主任满口答应，并说亲自去给各生产队打招呼。

　　我们感到时间紧迫任务重，这“头等工分”不是那么好争的。我作为编戏的压力更大。因为上面的要求所有节目必须是“自编自演”

　　通过近20天的排练，我们终于把自产的节目搬上了公社的表演舞台。其结果我们的表演唱《四个老头学毛选》被选上，我们荣幸地参加了全县的调演。我觉得自己拿了几天头等工分也心安理得。

　　我们生产队最直接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卖“金块子”柴。天塘坡以西的枞树林基本上是我们队的山林。农闲时，队长就组织大家拿着斧头把山上那些歪头纠脑的成不了材的“鸡婆树”砍下来，然后劈成块子柴一圈一圈笼在山里。等它们被六月太阳晒成金黄色后，就安排社员们往城里运输。 金黄的谷子苞谷进仓后，全队劳力就开始卖柴，准备来年的化肥农药开支。躺在山里枞树块子柴，一捆柴约70斤(卖前早已捆好)

　　要从天塘坡深山里用背笼背到保靖河马头，中途耗时不说，一路得披荆斩棘。队长很敏感，为了避免少数懒人“耍滑”，上工前他作一条重要指示：今天往城里运柴不分男女劳力，实行记件工分，及一捆柴送到码头记2分工分! 听精神后，劳力好的就高兴，劳力差的就沮丧，我有些激动。我这个工分底分低的人，今天终于又有了一个争工分的机会了。我背起一捆柴就往河码头赶，一口气跑到码头。然后象登山运动员一样，迅速返回天塘坡。当背到三捆柴时，我发现体力明显跟不上了。我悄悄瞅瞅其他社员。他们好象若无其事，还一路打着“吆喝”呢。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运输方法与我不同。他们可以一次性从深山里背两捆出来，然后将其放在去码头的大路旁，再返回深山，实行“打短运”，几次短运下来，一堆柴就到了下城的大路上了。那些胸脯鼓着肌肉男劳力，在歇场上还要抽烟扯卵谈呢。 我没有那闲心，我要争工分，我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给大家看。我立即改变运输方法，也试着往肩上压两捆柴，谁知该死的脚不听使唤，一个劲地转筋打颤。102斤的体重怎么能承受140斤重量哦，只好把完整的箍子解散，好强一次背1.5捆，慢慢往河码头转移。

　　我来回奔跑于天塘坡与酉水码头之间，来不及丈量这之间有多少里，也没有心思清点这上下坡究竟踏了多少石阶。 下午5点左右，金黄色枞树块子柴装上渡船。此时，我已精疲力竭。队长在船上宣布一天的战果，最高纪录者为贾圣发，他共计背柴15捆，奖励工分30分。我只得8捆。我想，队里给我6分底我服了。

　　进城后再不计件，大家一窝蜂把柴送进饭馆。饭馆老板乐呵呵直夸奖我们：西岱人的柴质量好，肯燃，火紧!我心里顿时也乐呵起来。 这天，生产队给社员每人支借一块钱，大家在馆子里大放血，大部分都点了两毛钱一盘的大辣子炒肉····· 回首往事，记工分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之所以还记起这段往事，因为我深深感到，工分这种记酬形式，凝结着那个年代劳动者多少艰辛与劳苦，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