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两盏如豆的马灯光，把保靖陇洞小学的一间教室照得透亮。

黑板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旁边贴着用红纸工工整整书写的入党誓词。

教室里端坐着大队全体党员和几位入党积极分子。会场的气氛庄重而严肃。

面对着党旗，看着入党誓词，跟着领誓人，我庄严地举起了右手，紧握拳头，凝重的声音发自肺腑：“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夜，我浮想联翩，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初中毕业的我，刚满十四岁，就回到生我养我的陇洞大队务农，这一扎根就是七年。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九六二年由另一个生产队分出去的，叫山庄。都是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全队五十多号人，大大小小劳动力二十来个。

队长是由大队党支书何永达同志兼任的。他四十大几了，是土改根子，曾到保靖县纸厂任党支书，也到过县委组织部工作，一九六二年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我们生产队就是他回乡后组建的。

何支书把我们这些人多劳力少，别个生产队有些嫌弃的农户组织起来，开垦荒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一年下来，社员年终分红，人均口粮和工分值都在大队遥遥领先，充分调动了社员爱队的积极性。

何支书为人正直谦和，处事公正清廉，又是生产的行家里手，把社员的心团结得很紧，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队长”。

刚开始，我只能做些薅、刨、割、筛、簸、团等“婆婆客”工。两年后，老队长便亲手教我习犁掌耙。

看着我的犁耙工夫手脚日臻熟练，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秋收后，稻谷和豆类晒干簸净后，生产队要上公粮，卖余粮了。

一天，老队长安排我和几位壮劳力跟着他去上公粮。大家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路打着呵呵，经梯子岩、枞树坡、马场坪进城，送往龙马嘴仓库。

下梯子岩的时候，我那“三爷儿”一样高的担子，一头撞在岩头上。一偏，谷子撒了一地。一要赶伴，二怕复不了秤，我心里一急，扶正箩筐，匆忙把撒落在草丛中的谷子往箩筐里捧。

老队长在前面放稳担子，来到我面前。

“你那样搞要不得！”他对我说。脸上的表情十分严厉。我跟他那么久，从没见过他这样对我发火。

他把自己的汗帕铺在地上，把撒落的谷子捧在汗帕里包好，放到一边。招呼我调整好箩筐索，慢慢下梯子岩。

上到枞树坡顶，歇气了。他随手挽了两个草把儿。他坐一个，叫我坐另一个。他指着下面的保靖县城，温和地对我说：“我们上的公余粮，是支援国家建设，马虎不得，一定要保质保量。”我从他这朴素的话语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位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

一九七0年二月，生产队派我去修长潭河电站。

吃过早早饭，背着铺盖和衣服，扛着锄头，徒步五六十里，傍晚才到工地。

这里是一条逼窄的峡谷。它有多大，上面的天空也只有多大。住的工棚是用茅扇和树搭在偏坡上稍平的地方，有的柱头还是用活树将就的。

当天晚餐，煮饭没有锅盖，用个竹叶斗篷凑合。吃饭的时候，区委书记伍启明同志来看望大家。他个子不高，四五十岁年纪，穿着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大家听说区委书记来了，既感到新奇又有些拘束，都站了起来。伍书记满脸微笑地招呼大家坐下，并和我们一起嚼着满嘴纤维的老青菜下饭。

他对我们说：“修电站是国家的三线建设，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今天的艰苦，是你们今后教育子孙活的资料。到那时，电站发电了，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孙子：这电，就是爷爷当年亲手修的电站发的！”

一席风趣的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束，体现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的苦乐观。我们和他一起，把这餐半生不熟的饭和老青菜，吃得津津有味。

工地以部队建制编排，公社为连，作息以号为令。

担任我们连长的，是利福大队大队长贾延爵同志。他是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共产党员。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皱纹。洪亮的嗓音，雷厉风行的作风，充满着号召力和凝聚力。

一天晚饭后，天空布满了乌云，预示着要下暴雨了。这里河床狭窄，竹筒水说涨就涨。

河里还有几个立方米的杉木没有起坡。连长主动请缨，从指挥部把起坡的任务领回了连队。

连长把我们召集到河边，只见那十来米长的木料在湍急的河水里泡着。

正月气温乍暖还寒，说冷就冷，冷风吹得我们有些哆嗦。

这时，只见连长挽起衣袖，脱掉长裤，率先下到水里。他对岸上的我们说：“年轻人，跟我来，莫怕冷，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搞出复兴连的精神和气势来！”大家在连长榜样力量的鼓舞下，纷纷下到水里，齐心合力干了起来。

几分钟后，一个小伙爬上岸了，冷得牙巴骨打颤，被水泡过的大腿，已经变成紫红色。可小伙看了几眼连长后，又返回了水中。

一九七三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地田里扯秧草。大队小学的校长尚民权，征得我母亲同意后，直接从田里把我带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学校里清一色的民办教师，在校长的带领下，教学、保生、勤工俭学，有声有色，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在学区也小有名气。

实行“校队合一”后，队校队管。大队办企业，建起了砖瓦厂。砖瓦烧好后，出窖的任务交给了学校。

出窑那天，校长把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在窑前安排好以后，带着我钻进了窑里，把烧好的砖传递出来。

窑里的气温高达四五十度，里面还昏暗、密不透风。传了十来分钟后，我明显感到有些喘不过气，便钻出窑来透透风。一看，我的衣服裤子全被汗水浸湿了，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干纱。

当我再次钻进窑里时，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校长躺在地上，全身是灰，面色苍白得吓人。我连忙把他抱出窑。师生都围了拢来，擦掉他脸上的灰和汗水。给校长喂了几口凉水后，苏醒了。大家都劝他休息，坐了一阵后，他站起来，用手抖抖身上的灰，又继续钻进了窑里。

尚民权是学校唯一的共产党员。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从一九七四年起，便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用朴实无华的话语，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出了共产党人的三观，震撼着我的心灵，成为我不忘初心的原动力……

回乡十年后，我终于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呼出了宣誓人的名字：刘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