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初的一天，我又一次回到永顺老家。

　　这次回家，是因着父亲即将到来的生日。12月20日也就是农历冬月二十三日，父亲将年满69周岁。按照我们这里“男过虚，女过实”的习俗，父亲也就是过70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自己也很看重。他来电说，希望我能回家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看怎么置办好一些。

　　我首先征求二弟的意见。二弟在公安局上班，任一个部门的领导，级别正科，算是入了“品”。二弟说地方对科局级以上领导有规定和限制，繁文缛节的，懒得麻烦，影响也不好。于是，我继而喊来三弟，三弟说年内乔迁又生子，如连办三桩事，恐遭他人哂笑。最后我给远在上海的四弟打了电话，四弟不久前才回家探亲，一来二去，花了不少时间和钱，但我总得告诉他才好。四弟说，按哥哥们的意思办，只是他可能到时来不了。商量去商量来，弟弟们一致认为由我置办最好。希望我把父亲接去保靖，一来父亲可以和我小住一段时日，二来我多少年来也没置办过酒席，但送出去的人情礼却不少，所以借此收些礼金回来也很正常。我对弟弟们说，我得考虑一下。

　　那个下午，我就晒着暖暖的冬阳，在一块草坪上坐着，仔细地考虑。

　　我是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的。我形容简陋，语不惊人，汇入人流，即刻就会被湮没。但我的内心从来就桀骜不驯，这让我在过来的年月里纠结而疲惫。比如对于人情，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身不由己地应酬着那些永远没有尽头的人情名目。我无法改变周遭，但我可以主宰自己。我曾暗暗发誓我不会和众人一样。可眼下，我该怎么对父亲说呢?

　　不管该怎么说，总之不得不说。到得家门口，夕阳行将在西山之外沉落。父亲显然高兴异常，像个年节时的孩子。我把情况如实地说了。父亲小声地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是这样想的，您一生千山万水，风风雨雨，人事无数，起落沉浮，现在老了，谁又记得起您?以前您所在的单位没破产时，逢年过节起码还有人代表组织象征性地慰问，现在呢?鬼影子没一个吧?如此说来，记挂您的与您生死相关的也无外乎就是几个儿女亲人。所以，我计划我和四弟到时带您出行过生日，从永顺出发，然后保靖、花垣、吉首、凤凰，回程时再选择到您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走一走，怎样?……父亲不语，沉默了一会儿后，我看见了他舒展了眉头。他说，好，好，好，要得!就是不知卢四能不能转来，他才刚回上海几天啊。我说，这您不用操心，我来说。于是，当着父亲的面，我拨通了四弟的电话，四弟有些为难，事实上，我知道四弟在上海的日子过得不会像他回乡显摆时说的那般滋润。他乡虽好，与我等何干?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喜欢旅游也从未到上海去做客的缘由之一。我对四弟说，父亲说，他也只想我们给他过个70大寿，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说着的时候，父亲打了岔，他说，你告诉卢四，我80岁的时候想到上海去过大寿。我把这话转告了四弟，转告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鼻子强烈地发酸，电话那头，四弟沉默了。四弟沉默的当口，我挂了电话，我对父亲说，卢四答应回来。四弟其实没答应回不回来，但我肯定他到时会回来。我说完，发现父亲笑了。

　　成行的日子说来就来。

　　父亲、我和妻儿、四弟及他儿子，满满的一车。冬阳下，车轮在209国道上沙沙沙地摩挲着，声音圆润且饱满。我放低了一些车窗，冬日徐徐的风，却透着些许和煦。父亲有点晕车，加上弯道很多，我努力让车匀速行驶。必要换档的时候，父亲会和我谈几句和车有关的话题，比如换档的技巧与驾驶的乐趣。我在认同的同时，突然想起，父亲年轻时也曾开过车的，虽然开的是那种被称之为铁牛的大拖拉机，但道理是一样的，多少年了，父亲还没忘却。此外，我们还说了些许其他的话题，内容大都与我的儿时及往事有关。有一刻，我很惊诧父亲的记忆力。不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看沿车后退去的林木、房舍还有牛与狗，及至大同小异宁静的村寨。

　　除了我，一车老小慢慢都晕沉着睡去。我燃起一支烟，慢慢地吸，慢慢地开，我甚至拧开了音响，让一种轻轻的舒缓周身弥漫。

　　我其实与父亲相处的时光不多，自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外地其实就是县里的一些乡镇，一年之中，只有他出差开会进城以及过年回家，我才得以见着他几回，见了，也还很认生。上了学后，我与父亲多了一些见面的机会，但大多是在字里行间。彼时，在我做完了作业的一些夜晚，不识几个字的母亲总要我写信给父亲，写多了，我就很厌烦，因为每次内容都无外乎是家里都好，叫他安心工作，注意身体之类。我不想写的时候，有时就会挨母亲的打。为了不挨打，又能表示我的反抗，我后来找到了对付母亲的办法，就是把她要我写的话省下不写，反正她也不识字，每每写完后，母亲总要我念一遍给她听，看我写漏了没，虽然故意写漏了，但我记性好着呢。为了怕她不信，念完后，我还要她自己看，她也真的就看，看完了还笑，她笑我也笑。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母亲要我给父亲写信，其实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她内心深处对父亲的爱与牵挂。

　　我对于父亲的认知是渐渐慢慢的，这个过程事实上非常痛苦，当我的思绪常常翻阅那些经年泛黄的记忆时，父亲已然佝偻了身躯，垂垂老矣。……我和二弟分坐在父亲的两只脚板上，各自抱着他的一条大腿，我们闭上眼睛，感受父亲跳起来奔起来跑起来，父亲这驾飞驰的车，让我们的童年风一样自由与快乐……我中专毕业前的那个夏天，父亲带上母亲种的蔬菜还有些鸡蛋，又到城里买了烟和酒，去了一个亲戚的家，他对亲戚说，你知道，我不会说话，一辈子没求过人，可我家老大眼见就要毕业分工了，你看，能不能帮帮忙?亲戚是父亲的血俵，当时在县政府招待所做所长，亲戚说，放心，一家人有什么讲的。最终，毕业那年，我被分到了邻县的一家酒厂，父亲与小舅去送我报到，父亲一再叹息，我只有这个能力哦，我只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做了父亲后，父亲有一段时间曾帮我照看小儿子，他每天都带我小儿子“耍儿去”，我们这里把“玩”说成“耍儿去”，而父亲年轻时常拿这个词哂笑邻县人，可每每小儿子要他去时，他总是说，好好好，爷爷和孙宝宝“耍儿去”，呵呵呵。但父亲和两岁大点的孙宝宝干仗了，那天下班后，我看见父亲阴沉着脸，扬着一只大手，张开的手掌就像一把蒲扇，他的面前是只有他膝盖高的我的小儿子他的孙宝宝，蒲扇随时要落下的理由是孙宝宝骂了娘又死不道歉……年过不惑之后，我回老家的次数慢慢多了，每每回去，父亲总会放下一些手头活，坐下来，和我轻言细语地闲聊，很有一段时日，我不习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牛高马大的父亲一生粗大的嗓门去了哪里。父亲退休前才调进城，而他的同事却是人是鬼都进了城；邻里不敢招惹他；亲戚们也都不理他。父亲说，自己也就是一辈子嗓门大哦。在父亲轻软的语调里，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年节时越来越爱给先人们上坟，关于先人，父亲的忆念是残缺而模糊的，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二叔，他说，二叔是随了贺龙去南昌起义的，起先还是有音信，但后来就断了，但二叔怎么着也应该是在南昌城打了真枪的。每每在上完坟下山时，父亲总是要走在前面的，因为他怕那些刺啊草啊会挂烂我的衣裤，走在他后面，看着他偶尔趔趄的蹒跚脚步，我常对他说，父亲，您走慢点啊。……

　　到了凤凰时，已是下午，我们首先去了黄狮桥古苗寨，然后爬了南长城。夕照下，在苗疆边墙一尊锈迹斑斑的古炮边，我坐了许久，我看见了很多消逝了的身影也听见了许多逝了的声音，周围的山岭安静得有些可怕，而老小们，却如一个个剪影，兴致有加。天快黑下来时，我们到了凤凰县城，确切地说是到了沱江边的一隅，在那儿，我们留影，过跳桥，放河灯，看一应的不同人等；听叫卖，歌唱，吉它，风铃一溜的声音。再往后，我们选择了一家临河且相对干净又安静的餐馆，小酌时，我尽我所能地给父亲讲述了我对凤凰的理解，给他讲苗族是怎样的一部民族迁徙史、抗争史和追求史，给他讲沱江与两岸的吊脚楼是怎样天造地设的一道风物，同时也给他讲了沈从文先生是怎样地亦慈亦让，不折不从，用文字与人格铺排了一道又一道美丽无边的人文风景。夜深一些时，我提议，去吉首住宿，老小一致同意。事实上，在哪儿住宿并不重要，一家老小只要感到轻松愉悦，便是凤凰之行的全部目的与意义所在。

　　第二天，天下起了雨，雨涤尘土，让人清爽。从吉首出发，我选择了父亲曾工作生活过的两个地方——王村森工站与高坪森工站，这既是因为时间关系，也是因为我玩了点伎俩，因为我曾在这两个地方读过书做过梦。时光荏苒，森工站随着木材公司的破产而不复存在。我的学校也已面目全非。我对父亲说，我们在每个地方呆个把两个小时吧?父亲答应了。那段时间内，我和父亲各呆一个角落，面向不同的方位，我们不言不语。没人知道我们来过，但往事知道。时光难再，但我们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会让往事复活，复活的往事，青葱又生动。

　　夜晚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永顺老家。父亲的大寿，我们没买生日蛋糕，甚至没有一句祝福的话，我们只是祖孙三代一起走过了一段轻松愉悦的时光，也就是这一瞬的记忆，让我们后来常常快乐地念叨，普通人，普通人的记忆，是那么地长久而温暖!……

　　告别父亲，我回到栖息地，夜幕下，一切如旧。日子还得继续下去，我想。我会以我的方式走下去，我还想。

　　(责任编辑：田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