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偎在酉水臂湾里的湘西保靖县城，乃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所建迁陵县治所，近因里耶秦简中有“迁陵以邮行洞庭”的记载，更增添了这座千年古镇的几分神秘色彩。

　　二OO九年春节的一天下午，温暖的阳光正照耀着整座小城，使人心情出奇的好。于是，我向爱人燕子提议到酉水河划船去看“天开文运”。

　　我们越过正在修建的沿江大道，来到河边，发觉这里冷冷清清的。过去的游船已不见了踪影，只有几艘小渔船静静的躺在那儿。我发现有个船老板站在船头，就喊：“喂!船老板，我们要租船!”

　　船老板漫不经心地答道：“我们是渔船，不出租。”

　　我们上下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着游船，于是又向那个船老板求助。看我们心切的样子，他就把船划了过来。

　　待我们上了船，也不谈价钱，就问上哪儿去。我说，去看“天开文运”，照几张照片就回来。我正与船老板说话，燕子惊奇地说：

　　“老板，你好象一个人!”

　　“像哪个?”船老板听后不解地问。

　　“像冯小刚。”

　　“冯小刚是哪个?”

　　“是个大导演，拍贺岁片的那个。”

　　“我不认识。”

　　虽说不认识，但听说自己与名人相像，开始还有几分严肃的他，竟高兴地裂开了大嘴笑了起来。我一看，这个戴着鸭舌帽，脸盘瘦削，满口黄牙的汉子，真与冯小刚有几分神似。

　　小船向河心慢慢驶去，夕阳从迎面洒过来，给江面铺上了一层金色。当船行至一幕白色的崖壁前，便发现距河面30余米处，从右至左横排阴刻有四个硕大的金黄色颜体楷书：

　　天开文运

　　远远望去，悬壁耸立，字迹醒目壮观，给人以震撼。据我目测，每字高约二米有余，宽约一米八，每字所占面积有四五平方米。我在湘西大地上行走，还没有见到比这更高更大的摩崖石刻。坐在船上，我细细品味这四个大字，给人总体感觉，其笔画横轻竖重，仪态生威，遒丽刚劲；结体外松内紧，疏密相宜，法度森严；气势庄严雄浑，挺阔恢宏，形神兼备；整幅书法尽显颜体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颜体书法是盛唐书法的一面旗帜，在书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与柳公权合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的说法。其字形越大，越能显示出雄壮之美。我眼前的这四个大字就是如此，其雄壮恢宏的气势与千仞绝壁融为一体。好像这字不是人刻上去的，而是从绝壁上长出来的。

　　左边竖排刻有“光绪十七年(1891年)孟夏月刊”九字落款，字径约五十厘米，字体虽仍呈颜体风骨，但与四个大字相比，显得隽秀尔雅，平和中庸。这一大一小，一刚一柔，形成视觉反差，宾主分明，烘托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可谓别开生面，独具匠心。

　　根据款识推算，石刻距今有119年了。我想，在湘西一百年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历了沧海桑田，可谓漫长；但与酉水数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又只有弹指一挥间。

　　冬日的酉水虽然不太丰盈，但清澈透明。倒影在水里的石壁，字迹清晰可见，这是一幅山、水、字三者交融的和谐画面。

　　不知是何因，落款仅具镌刻时间，而未署书写者及镌刻者姓名，按说距今时间也不太久远，但方志中却没有记载，其个中缘由不得其解。

　　当然，这四字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刻上去的，它的背后应该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我问燕子，燕子说不清楚。我又问船老板，他也只知道经常有作家、画家、记者模样的人，坐船到这里拍照。天天划船从这里经过，但他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其实，在此之前为了解这四个字的来龙去脉，我曾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我问他们，只是想考考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保靖人对其有多少了解。

　　关于天开文运，志书没有记载，但民间传说却不少。

　　传说书者为清咸丰北河(即酉水)一居士之真迹。居士姓甚名谁，但无据可考。这是传说一。

　　另一种说法，讲的是相传保靖风水不佳，天塘坡逼近县城，不够开阔，而狮子洞又张开巨口，欲吞食保靖县城。加上教场滩孝子岩等不祥风水，严重障碍了文风，使保靖出不了人才。而雪上加霜的是，一外地来的新知县，在游览县城对岸的狮子洞时，发现洞内有一石笋，形态奇特，遂叫人偷凿密运至县衙，准备日后带回老家。不想，被保靖乡绅觉察，认为败坏了风水，几经交涉，知县不得不答应乡绅们提出的条件，即在狮子洞下的绝壁上镌刻“天开文运”四字，来挽回被破坏的文风。而知县因觉得此事不太光彩，为顾及名声后患，故在镌刻时未敢留下姓名。

　　第三种传说是，县城有一个叫黄海楼的豪绅，曾官至四川布政使，虽门庭显赫，家境富有，但膝下无子可继承家业。一日去狮子庵求神赐子，抽得一签，签语为：“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善人多。”黄氏看后，顿时若有所悟，回去后即遣人刻下“天开文运”四字，意在积善行德，荫及子孙。

　　还有一种在民间最流行的传说，清光绪年间，县城罗氏兄弟赴省乡试前，其父请一风水先生预测儿子乡试结果。那人站在河码头看了一番后说，罗氏兄弟文理通达，应试并不艰难，唯家乡有大山阻隔，恐文运不开。破解之法是在启程离县的城北酉水码头对岸崖壁上刻“天开文运”四字，祈求文曲星保佑。罗父依言，遂援引工匠扛木立架，清理崖壁，刻字祈愿。初选本省文化名人、道光进士何绍基字体，嫌其骨风清瘦，不足醒目，后改选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字体，经放大若干倍后放在壁上，再行刻凿。不知多少位能工巧匠腰缚粽绳，悬在崖前，手握铁锤与钢錾，奋战六十余日，方大功垂成。这年罗氏兄弟果然同科中举，传为佳话。与这个传说相近还有一说，说是罗氏兄弟方城、方尧，于光绪十七年乡试双双同科中举，捧着皇帝封匾衣锦还乡，欣然题写“天开文运”四字，请人镌刻于石壁。

　　第一种传说过于简单，第二、第三又过于牵强，我认为第四种应接近事实的本身。

　　正史无考，给民间传说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没有去收集，也许在民间还有更多的传说。这些故事的流传，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反映了保靖人对文化的尊重，对未来的美好祈愿。

　　“天开文运”刻石之后，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保靖的文运大振，人才辈出，有清道光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袁吉六，清光绪年间秀才、留日学生会会长、早期同盟会会员宋运清，曾就读北京交通大学、承李大钊直接培养的早期共产党员米世珍，还有曾就读北京大学、受李大钊直接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成员姚彦。

　　试想，在陆路交通闭塞的年代，因了门前这条酉水的便利，保靖人坐上一条船就可通江达海。他们走出码头，就会低头不见抬头见那“天开文运”四个大字。文化的潜移默化，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总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保靖人。我想袁吉六、米世珍等这些近代保靖人中的杰出人物，当年他们也许就是高声读着“天开文运”四字走出了酉水，到了山外的世界。

　　还有一位不是保靖人，名叫沈岳焕，后改名为沈从文的文学大师，当年也是从这码头，从这“天开文运”大字下坐船走去山外，开始进到一个使他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的。这一走，不仅改变了一个湘西男儿的人生，更翻开了中国文坛新的一页。这一年是1924年(一说1923年)，他刚刚22岁。

　　沈从文三年前离开家乡凤凰，从常德溯酉水而上来到保靖，到凤凰老乡、“湘西王”陈渠珍的土著部队里当书记员。那时“天开文运”四字才镌刻不到30年。在保靖生活的近三年时间里，他曾经常去“天开文运”上边的狮子庵洞里听他的姨父聂仁德先生讲解历史和哲学。聂是与曾任民国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同科的进士，当时是那统领官陈渠珍的先生，为人宽厚，知识渊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沈从文跟他学到了不少知识。在保靖，他因字写得好而得到上司的赏识，于是得到了优越的地位，因此更加努力写字。他在五个月内光字帖就花去了十七块钱。他坚持临帖，并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将来自己也要以书法称雄天下。就是在保靖的这段时间里，他看见了《新青年》这类进步刊物，接受了进步思想，于是他放弃了过去要当书法家的理想，而毅然身挎简单的行囊，怀揣不多的盘缠，从“天开文运”下走出了酉水，最后写出了《边城》、《长河》等不朽名著，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文学大师。

　　保靖的确是沈从文人生转机的地方。“天开文运”，是否真的启迪了沈从文弃武从文，使他后来成为文学大师的征兆呢?

　　保靖的这段生活，沈从文后来写下了《保靖》、《一个学历史的地方》、《一个转机》、《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等脍炙人口的散文。我奇怪的是，在这些散文以及其他作品中，他为什么未曾提到过“天开文运”四个字呢?而他未曾到过的保靖上游的里耶却写有文字。是他不愿提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天开文运”，一个百年祁愿，不知承载了多少保靖儿女的梦想。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也听不见先人们在知识蛮荒年代对知识的呐喊，但他们早已不去向上天乞求，而是用自己的朗朗书声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县城有个青年教师开了一个“天开文运书法室”的博客，佳作不断，隽秀精美的小楷书法，令人叹为观止。县作协的一群文学爱好者，创办了一份《天开文运》的文学期刊，打开书页，带着乡土气息的文字便扑面而来，使人手不释卷，一读为快。

　　“天开文运”无穷的书法魅力，激荡着我无限的思绪，使我流连忘返。当我们划船返回时，太阳最后的一线余辉涂抹着保靖县城。从水边开始生长的沿江大道的长长护堤，像一堵古时都城高高厚厚的城墙，突兀的高楼和高大的城墙倒影在清澈明净的酉水河里，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美景。

　　我仿佛看到，保靖千百年来的文运、财运、福运，已经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