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踩着新年的钟声，寻一处高地，赏一城灯火，也是别有一番年味儿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这首《元日》就像是专为此而作。

　　爆竹呼啸声声，烟花绽放艳艳。光与影，声与色的交汇，使县城成为烟火的世界，到处一片灯火辉煌。

　　打开相机，调整角度，聚焦，“啪啪”按下快门，我像渴奶的婴儿咬着了奶头，贪婪地直想把每一次转瞬即逝都刻成镜头里的火树银花。

　　近年来，大家生活条件好了，除夕夜放烟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只是不知我们童年时代的爆竹，是什么时候被烟花挤出视线的。

　　记得小时候，村里普遍燃放的是那种叠起来的“霹雳炮”，它声音大，价格便宜。每次都等不及它燃完，我和小伙伴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冲上前，去捡没响的漏。于是，那充满火药味的烟雾在我们眼里，也变得格外好闻。运气好时，我们能捡得盆满钵满，一双脏兮兮的小手实在装不下了就往口袋塞；运气不好时，能把捡得的哑炮藏到忘记。捡完漏后，我们就从火坑里夹点柴火星，然后躲到大人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个壮着胆子去点。那时我胆小，印象中我每次捡完都是喊胆子大的点，自己一次都没点过。看着他们拿着火星小心翼翼地接近短短的引信，待引信被滋滋点燃，就猛地捂上耳朵，背转身远远跳开，等“嘣”的一声巨响后，点炮的人就会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样，把头抬得格外挺。然而，事情并不是总是那么顺利。有时引信燃到一半，期待中的爆炸并没发生，那就需要再去点，这时点炮的“危险”程度比刚开始更大。这种时候胆子一般的都会乖乖“认怂”，然后把这“点二炮”的任务交给我们中胆子最大的“头儿”去做。如今，那种既怕又想的紧张场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霹雳炮”虽然便宜，但也需要好几块钱一根，那时对农村来说，几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过年时，村里条件不好的一般只买一两根，条件宽裕的才会多买几根。那时，劳累一天的母亲总是坐不到11点就去睡了，所以守夜放爆竹的任务常常是父亲和我去做。

　　临近零点时分，不大的村庄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时父亲往往会等别人“放”了一阵后，才到院子里把爆竹点燃。他说，爆竹不能放太早，也不能放太迟。那时我不懂怎样才不算早不算迟，只觉得家家户户之间有一种不需言语的默契。每次“放”完，父亲又会怔怔地“听”一会儿，从声音的强弱、方向来辨别谁家的爆竹仍在响，谁家的爆竹还没点。后来我才知道，“听”的人不光是父亲。在那零点前后的十几分钟里，小小的村庄早已被全村人的注意力牢牢覆盖了。那时候，谁家光景好不好，一年收成怎么样，全在他家的爆竹声里。

　　后来，“霹雳炮”由“根”变成了“盘”。“盘”声音更响，燃放更持久。“根”于是失去了它往日的荣光，就连声音似乎也不再那么响亮了。

　　再后来，村里一“大户”人家响起震耳欲聋的炮声，全村人都伸长了脖子，张大嘴惊奇地望着那能冲几十层楼那么高的“爆竹”，啧啧称奇，眼里装满了羡慕。乡亲们把它叫做“冲天炮”。“冲天炮”，是我小时候所接触到的最接近烟花的事物。尽管，在绚烂多姿的烟花面前，它顶多就是一莽撞的憨汉。然而，它依然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寄托。

　　如今，“冲天炮”已被会开花的各种“烟花”取代，逐渐没落了。但是我知道，眼前盛开的火树银花中，定有不少是由我的乡亲们放的，并且明天过后，乡亲们又会投入辛勤的劳动，为着来年能放更漂亮的“爆竹”而充满希望地去劳动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