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于今年4月13日、20日连载了宋世兵先生新作：长篇纪实散文《国茶的梅花》。

　　石 健

　　保靖作家宋世兵先生的新作《国茶的梅花》，令我这个副刊编辑内心起了波澜的首要原因是它的篇幅和规模：这篇纪实性散文有洋洋洒洒将近万字的长度……

　　这是一个长度、深度和厚度被厌弃的时代，短小的、浅薄的、断裂的、轻松的、娱乐的成为当下的时尚和潮流，报纸副刊的定位以及活跃在其周遭的作家，发表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快餐时代，连文化也不可避免。报纸副刊曾被龙应台先生赞誉为“一个社会和民族脑力激荡的磁场”，但就中国报纸副刊总体而言，当下发表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应时小卖。这不仅是指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报纸副刊作品篇幅越发的短小，更是指涉其内容的消费化和娱乐化。以上种种倾向致使副刊作品整体呈现出清浅浮薄的特征，使其褪变为快餐文化时代“快食、快感、快扔”的速食品。

　　这个时代，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但诗意的生存成为梦幻的憧憬，个体的理想滑向欲望的深渊。在网络畅通、文化普及的当下，人人皆可成为写手，恰逢其时，人与人的沟通严重受阻，因此，人们倾吐的欲望前所未有的高涨，于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事皆以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之态进入副刊，这既为喧哗众声开辟了宣泄的通道，又迎合了快餐时代受众非线性的阅读习惯和消闲娱乐的阅读趣味。

　　报纸副刊动辄发表数万字长文、热烈扰动全社会、共同讨论大问题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荣光；同时，形式自由、语言平易、题材内容最具包容性的散文成为报纸副刊的主角，日常琐事萎缩成豆腐块，成为文学大花园里的点缀。

　　如此看来，如果当下哪位报纸副刊作家写作如此之长的作品，可能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很傻很天真，任性地书写而看不清消费时代一切均是速度利益为上、娱乐消遣为本的真相；另一个原因是作者体内有取之不尽的热情、用之不竭的力气，即使他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冷却他讲述的欲望和表达的冲动——这样的写作者一定是有信念的强悍的书写者，他知道他要干什么。尽管显得天真、偏执，念头一出，便势不可挡，就如那山势陡峭处奔腾不息的白河。

　　出生于保靖白河左岸一个叫押马坪地方的宋世兵，是属于后者的。

　　耳聋，眼盲，工作事务繁杂琐屑，生活也不见得随顺，但这些困境并不能妨碍他用内心的力量去构建自己的文字领地：他在文学的王国里追逐梦想，证明自己意志的强悍和灵魂的健全。

　　宋世兵在《国茶的梅花》中讲述了来自家乡保靖葫芦小镇国茶村的奥运会举重冠军向艳梅的成长故事。自从这位土家姑娘两年前在巴西里约奥运会上夺得69公斤级举重冠军的那一刻起，宋世兵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创作题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在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收集素材，不断与向艳梅沟通交流，多次走访向艳梅家人，他精心培育着这个题材，酝酿着创作的情绪，等待下笔的绝好时机。

　　两年过去，《国茶的梅花》经过艰苦孕育呱呱坠地，一位湘西女孩的“超人”形象跃然纸上。向艳梅在人生路途中历经贫苦、病痛、彷徨、迷惘、挣扎，而最后通过勇敢地抉择、不懈地拼搏，获得成功，实现了自我超越。她的故事不仅打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而且激发起人们勇猛的斗志。读罢这篇长文，尼采激荡人心的话语浮上头心：“人是可以被超越的。”人之所以与草木禽兽不同，尊贵为万物灵长，是因为不论肉身还是灵魂，都是应该持续地处于与自我的较量与搏斗中。虽然这很拉扯、疼痛，但这是人类成长必须具备的品质。

　　散文家和小说家、诗人不同。散文家心生冲动并耗费气力写下的人物，往往是符合自己的性格和期望的。他的人物在最接近自己时，他才会怀揣求真、向善、逐美的心情和愿景，用笔和文字令人物发出炫目的光辉；而散文家也将被他笔下人物的光芒所照彻，显现出自身的品性。

　　散文作家与笔下人物应该是辉映的关系，正如偏执、倔强、率真、霸道、勤奋、亢奋的宋世兵与孤独、刻苦、拼搏、热情、忍耐、沉静的向艳梅，必定是发生了人格品质上因相似而引发的碰撞和共鸣，《国茶的梅花》才得以诞生。

　　余光中先生认为：“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的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

　　从这个角度上看，宋世兵和他的人物是发生了某种重叠的，散文因这种叠加更为庄严、厚重、深远，更因叠加之力而生机盎然。

　　当然，在这篇文章里发生叠加的不仅是作家和人物，作家在其中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写故园的物产风貌、历史地理、人物事件，这些要素和内容也在发生着辉映和叠加的关系。比如，作家的个性品格与故园的地理历史面貌，人物的忍耐坚韧与其所处的困苦环境……最后，在所有人、事、物共同推进和作用下，作品呈现出巨大的精神推动力量，这种力量又与散文所必须承载的创作伦理和时代责任相互辉映，再次叠加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

　　文章的叠加之力，其实关乎两个久远的文学论题：第一个是“文如其人”，第二个是“文以载道”。一千年前，苏轼言及子由“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时，应该只是一种事实的表述，而非对散文提出的伦理规范；当然，同为宋人的周敦颐认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必定是在强调文章的责任与担当。

　　这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论题，但在当下却可以成为关于散文伦理问题的两个层次或是两个方面，对于解决目前出现的散文危机(甚至文学危机)具有积极和重大的意义。可以这样理解——

　　文如其人：文章是作者写作行为的结果，写作者对作品负有责任；

　　文以载道：文章传达作者对世界的殊异看法和理性判断，对读者的认识和行动、对社会历史进步、发展同样具有直接切实的责任。

　　有其人，方有其文，再有其道，人——文——道，如此看来，应该是互为表里，互相关照，三合为一的。作家的人格、文章的华彩若能与文本的责任担当、时代精神的大道相辉映、相叠加，便是有重量、有意义的好文章了。

　　如此看来，福楼拜的“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只是适用小说和诗歌，在散文这里无法通行。

　　《国茶的梅花》很不完美，问题明显，但它饱含真、善、美的追求。作家展示雄奇峭拔、波澜壮阔的湘西历史、地理、人文风貌的企图显而易见，字里行间有英雄史诗的澎湃和抒情诗的柔婉；他还试图在这样的文字和情绪中、在这样浩浩荡荡的背景下，呈现人的形象：这个湘西女儿是有力量、有斗志的人。她战胜诸多困难、实现自我超越的强者形象，无疑是对这个柔靡、虚无、利益、玩世之风盛行的散文时代的拨正和贡献。

　　在这个信息过剩的娱乐时代，人类健忘。奥运冠军一时风头无两，也不能逃避被人遗忘的命运。但宋世兵没有远离向艳梅。在她夺冠后的两年中，他一直记挂着她，一直在走近她：她是他未来作品中的主人公，他要用文字记录下一位湘西土家姑娘的动人故事，这个姑娘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不向困境低头的倔强将在纸页上永恒，供人观瞻，予人启示。

　　在当下绝大多数散文作家们都迷醉于复制个人生活、消耗个体经验，沉溺于小我的自娱自乐时，宋世兵把他的人格品性和文学追求投注到了他者生命的展现、公共领域热点的关注、时代精神的弘扬，实现了人品、文质、道统的三合为一，三者肝胆相照，表里澄澈。因为这些互证、辉映、叠加，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这是萨特说的话，是以做结。